寻路东北经济

　　东北三省疲态尽显！仅仅两年时间，就从GDP增长明星变成全国倒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一季度东北三省GDP增速延续了2014年的疲弱态势，黑龙江、吉林同比分别增长4.8％、5.8％，位列全国倒数第四、第五，而经济体量为吉林、黑龙江之和的辽宁，同比增长1.9％，位列全国最末。

　　辽宁、吉林一季度的财政收入也出现负增长，其中辽宁省一季度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30.4%。一些企业家甚至表示，东北三省的GDP可能也已出现30%-40%的负增长。

　　在各项经济数据“断崖式”下滑的同时，东三省还面临着每年200万人的人口净流出。

　　“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他专程奔赴吉林省长春市，督促东北地方政府“多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早在去年8月，国务院就印发《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下称《意见》），但是政策效果尚未显现。

　　东北长期形成的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国企占比过高、体制机制僵硬、创新不足，在外部环境恶化的冲击下，令东北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发展模式亟待反思。

　　习近平主席今年“两会”期间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东北经济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要做好“加减乘除”。在追速度、重数量的“加法”，淘汰落后产能的“减法”、创新驱动的“乘法”、简政放权提高市场效率的“除法”中，他指出，“现在加法多，其他少，亟待补课。”

增速明星“陨落”

　　2001年中国“入世”后，东北地区的许多制造产业，包括机床、汽车、化工、装备业都有比较优势，加之劳动力成本较低，与日韩两国合作较多，东北从“入世”中受益良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对财新记者表示。

　　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其对东北经济开出的药方包括，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切实改变政府主导结构调整和对经济运行直接干预过多的状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避免盲目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向化；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予必要扶持，切忌追求过高目标和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

　　而后十年中，东北地区最明显的变化则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狂飙突进——2004-2011年间，一直在3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逼近40%。在大规模投资拉动下，东三省快速赶上10%的全国平均增速水平。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上马，刺激作用在国企最多、政府最强的东北体现得最为明显，2008年-2012年，东北平均增速达到12.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政策下达之时，辽宁新兴产业几无亮色，只好追加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辽宁省政府一位分管工业的官员慨叹。“4万亿”出台10个月后，国务院出台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但是由于仍处刺激期。“东三省做加法太多，淘汰落后的减法太少”，过去几年上的大项目几乎都是造船、钢铁、石化、汽车、水泥、装备等传统产业，“结果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

　　至2013年，东三省的投资率已达65%，为2003年时的近两倍，超出本已属全球最高的中国总体投资率15个百分点。在投资和增速狂飙突进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理想。以2013年为例，吉林、黑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列全国23和29位；排在第9位的辽宁，7.6%的增速位列31个省份的末位，距倒数第二省份相差1.5个百分点。

　　伴随着这十年的投资狂潮，东三省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十年前的47%升至2013年的50%；被2003年的振兴计划认为是在结构调整中增加就业主要途径的第三产业，占比则出现下降。

　　由于全国性的产能过剩和房市放缓，东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3年回落到18.7%，并在2014年骤降至2.9%——远低于15%的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的“青黄不接”和收入增长缓慢在近年引致人口大规模流出，这令东北地区近两年的房市放缓尤为严重。2014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33.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降至－17.7%，除东北外全国增速最慢的西部地区为12.8%，增速相差近30个百分点。

　　房市投资放缓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导致东北的大型设备、矿业，乃至汽车制造业均受影响。以工业为基础的东三省，2014年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仅增长4.9%。东、中、西部当年增速均在10%左右。在对重工业投入巨大、产能过剩严重的同时，东北地区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欠账加剧。2014年11月，哈尔滨部分地区近20万教师因不满较低收入和社保罢工。

　　2014年以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对东北经济形成冲击。徐洪才表示，东北产业链上游产品占比高。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产业链中下游有利，因为其成本降低了；但让东北地区采掘业、初级产品制造业的利润下降。“如果东北产业有升级，中下游产品占比高，可能受益多一些。”

　　出口方面，2014年东北地区出口增速为-6.4%，东北以外地区的出口增速为6.6%。辽宁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对辽宁的FDI降幅超三分之一。

　　依靠投资密集、工业拉动、产能扩张的发展模式正让东北经济面临三重衰退，梁启东表示，一是资源枯竭引致的资源性衰退；二是结构性衰退：老旧设备、工艺、产品未能升级导致企业竞争力匮乏；三是受过去计划经济影响的体制性衰退。

　　跟总体经济一样，依赖投资推动的东北经济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某种程度上透支了未来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林卫基向财新记者表示。东北经济当前的颓势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前十年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警。

政府与市场

　　东北经济历来依赖国有企业，尽管国企产值占比GDP已从2003年振兴计划之初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目前的约50%，但仍远高于30%多的全国水平。发改委振兴司副司长周建平近期在东北考察后表示，国企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内部管理体制僵化，市场敏感性不足。

　　国企转型，背负的历史包袱比较重，“希望快点交出去。”国资委研究员胡迟对财新记者表示，但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也出现放缓，从地方政府角度看是交得越慢越好。

　　受制于国企的挤出效应以及强势的政府，东北的民营经济发展较差。东北的民营企业更多是国有企业的“配套”和“龙套”，两者之间形成的生态多数时候是生产经营上的依附关系，亦不乏体制性的“寄生”关系。而类似东部沿海地区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的匮乏，也意味着东北的国企无法从其民营伙伴中获取“经济租”，盈利能力相对更差。

　　在东北，市场经济观念并不发达。梁启东甚至认为，东北是全球范围内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系保留得最完好的地方，很多人还并不理解或真正相信市场的作用。而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东北地区“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生产靠计划，就业靠政府，改革靠上级。在上世纪90年代一大批国企破产后，一些东北官员反而认为需要从中央政府获得资金来重建庞大的国企体系。

　　“大政府、小市场”在东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相当长一段时期，政府部门实际上是企业技术改造、招商引资的决策主体，代替企业对是否和如何调整改造进行决策，并通过行政手段影响银行融资方向。

　　但在近一段时间，大政府作用亦“堪忧”。《意见》规划了100多项重大项目，“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李克强在4月中旬的座谈会上表示。“但现在的问题是，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 “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

　　近期与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接触的企业家纷纷以“瘫痪”形容一些部门的工作状态。去年夏天以来以东北振兴名义审批的139个重大项目，有70％没有启动。

　　梁启东认为，70%的土地闲置、投资项目难落地表明，很多人并不看好东北的发展前景。即使中央资金下拨到地方，一些地方也很难拿出足够的配套资金。

　　东北地区一些官员的“不作为”，在反腐大环境下的无利可图、怕担责任之外，还有更为特殊的原因：在东北当官很“滋润”。一位浙江官员对财新记者表示，前些年增速好，那很好。近两年增速差了，也没事，实在不行了国家还会支持，不像江浙一代的官员，有自己找出路的紧迫感。

　　辽宁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省委书记“被放在火上烤”，该官员描述道，下面的官员则事不关己；加上前段时间“不惟GDP”的舆论导向，东北官员更是没了紧迫感。

　　东北地区的市场意识淡薄可能是更广泛的。梁启东认为，长期的计划经济对东北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后果：使人们滋生了精神惰性；丧失社会角色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同时大大强化了“官本位”文化。

　　相比之下，以江浙为代表的沿海省份，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脑子都比较活，对于新观念、新事物、市场化的东西接受更快；而东北的企业家和官员面对近年传统行业放缓，不是缺乏创新动力就是缺乏创新能力，前述浙江官员说。

　　在梁启东看来，振兴要有科学的振兴观，回想上一轮振兴，翻开各地的规划，无不是信誓旦旦，承诺七年振兴、十年振兴。现在看来，实践证明，祈望短期内通过几项大的工程、几个大的行动，就实现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包括实现当地官员工作方式的转变，是奢望。

　　东北的振兴，不是不要国家的政策扶持，但关键是外力的支持要转化为内生的动力，他继续指出，东北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些地方想一步登天、一步到位，但改革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办法确实太少。

加法与减法

　　“加法依赖症”在东北十分严重。

　　林卫基表示，东北一直以来的投资尽管政策初衷是把质量、产业链位置推上去，但现实中往往是把产能推上去。真正要解决产能过剩，可能要让一些自生乏力的企业破产，从而推动改革。但是东北目前为止的多数做法与演变为高端制造业基地的理想状态所需的政策，仍有不小的差距。

　　相对于民企用人机制的灵活，一些陷入困境、但仍有就业考量的国企只能通过“放假”——领打折扣的薪水、在家休长假，来缓解过剩产能的伤害。

　　但是在国企的高墙之外，整个东北已在经历人口的大幅减少。在每年200万的人口净流出之外，东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均在1上下，远低于全国1.6的水平，甚至比老龄化严重的日本（1.4）和韩国（1.3）更低。

　　除沈阳、大连，辽宁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已是负增长，每年新增劳动力数几乎赶不上退休人员数；农村劳动力该转移的基本都已转移，缺技术工人，更缺普通工人。

　　收入（增速）较低是东北人口流出和生育意愿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林卫基表示，中国一直以来主要是通过公共投资项目推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往后应逐步通过将投资与促进经济再平衡的财政政策（如与户籍相关的社会保障改革）相结合，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改善居民收入。

　　不过，从长期、全局看，人口流出反而可能让东北经济转好，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对财新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东北不适合那么多人就业，人口就应该转移到适合就业的地方去”。

　　由于气候寒冷，东北地区每年有6-9个月的采暖期，不利于服务业发展；东北工业也多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雇工较少。东北过去作为农业大省需要很多农业人口；现在的多数新兴产业，则更适合在沿海地区发芽。

　　如果人口都在留在东北、留在国企，政府继续扶持国企，反而不利于企业减员增效和百姓收入提高，樊纲表示。这样的人口转移，在中长期内能制造新的平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董事、“城市中国计划”联系主席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也认同这一看法，“更多的人需要离开，东北经济才有可能最终好转。就像底特律，一个150万人的‘汽车工厂’没有意义。”

　　在他看来，东北的情况和位于美国宾州境内的

匹兹堡很相似。该城市曾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19世纪80年代，其钢铁产值占到美国全国的近三分之二，有“世界钢都”之称。但在1980年后，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上升，匹兹堡的钢铁产业没落。在此过程中，该市人口从二战后的峰值到2000年几乎减半。不过，在旧产业衰落的过程中，匹兹堡进行了大规模的转型和城市改造，转向医疗、教育等产业为主的城市，2010年前后被《经济学人》等多家媒体评为全美最宜居的城市。

　　这类传统资源型城市可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产业、企业，但很难达到一个较高的经济、产业水平，“宾州永远没法跟纽约和硅谷比。”林卫基说，东北恐怕在短时间内也没法发展出能吸收大量就业的产业。

　　在他看来，美国的优势在于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流出的人口没有户籍和相应的公共服务，福祉的提升会较为缓慢。

　　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城市问题资深专家Paul Procee对财新记者表示， 粗略估计辽宁以及内蒙古、甘肃的所有在建新城需要300万的额外人口。在北京、上海或许需要新的容纳人口空间，辽宁等地则没有这个需求，换句话说，并不是造了房屋、造了基础设施，人口就会转移过来，关键还是产业和就业。

　　樊纲认为，一旦人口得到疏散，东北的产业方向就可以让市场自己去选择、调整，而不是人为规划，“不见得一定要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什么适合发展什么”。

　　华强森认为，长期来看，扭转资源型城市命运的核心做法之一就是对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来提高可支配收入、“市场化”地酝酿未来的新产业。

如何“救急”

　　李克强在东北考察后提出要求，东北三省要在年底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他提出，促进东北经济平稳运行，当前要突出抓好几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尽快启动一批可以增强发展后劲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避免造成浪费。

　　前述浙江官员认为，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去年夏天以来规划的、还未启动的项目；力图克服地方官员怠政，避免大规模推出新的投资项目。

　　而在产业升级方面，李克强提出研究设立东北振兴产业投资基金。对于产业基金支持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前述辽宁省工业官员表示，目前已有一些代表老工业基地升级改造方向的企业、产业涌现，政府引导产业升级应基于现有的优势企业和产业，避免搞“四处开花”。

　　4月中旬，发改委振兴司副司长姜四清带队赴黑龙江调研期间曾透露，发改委正在修改完善《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创新创业发展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实施意见（初稿）》。去年8月的《意见》也将创业创新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科技创新谁都想，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转化的渠道也有问题。”梁启东表示，东北大量的科技成果都是本地产生外地孵化，“墙里开花墙外香”，科技成果没有形成本地生产力。前述浙江官员表示，考虑到东北丰富的科教资源，可以通过转化收入的分配向转化人倾斜等手段，鼓励（本地）转化。

　　国企改革方面，东北亟须解决“企业办社会”等历史遗留问题。 周建平以黑龙江最大的煤炭企业龙煤集团为例算了一笔“账”：该集团有近25万人，每年产煤5000多万吨，人均约250吨。而目前全国煤炭行业平均水平是人均产煤500吨-600吨。人均劳动生产率低，效益也就差了。

　　“对于这类企业，只靠政府‘输血’肯定不行，得‘花钱买改革’。”周建平指出。比如社保剥离等一系列成本，政府要买单，现在付出成本将来会获益，徐洪才说。

　　财政方面，由于东北地区财政收入告急，《意见》要求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东北地区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

　　不过在前述浙江官员看来，财政支持一方面要解决短期问题，但还应立足长远。应该尽量避免中央财政资金经由一般性转移支付被地方领导优先用于填补公务员工资缺口。“这样不但其他地区摆不平，而且会进一步培养懒惰官僚”。

　　更好的做法是尽可能以培养市场化机制为导向，前述官员称，比如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支持供电、污水处理，尤其是带有一定区域特殊性的供暖等领域的PPP项目，在为国企“减包袱”的同时，逐步培养起东北的市场机制。“东北缺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