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正琳
学者、媒体人
一
这样的相遇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或许是寻常事。相遇的双方,一方是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被称为中文系79级“三剑客”;另一方就是我,一个“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老家伙”(仕仁语)。他们三位,当年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而我其时已三十有四。
对我来说,之所以刻骨铭心,不只是那个年代令人感怀的思想交锋和所谓两代人的忘年之交,更因为三剑客都已经离世了,只剩了我这个老家伙。
文|朱正琳
学者、媒体人
一
这样的相遇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或许是寻常事。相遇的双方,一方是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被称为中文系79级“三剑客”;另一方就是我,一个“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老家伙”(仕仁语)。他们三位,当年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而我其时已三十有四。
对我来说,之所以刻骨铭心,不只是那个年代令人感怀的思想交锋和所谓两代人的忘年之交,更因为三剑客都已经离世了,只剩了我这个老家伙。
版面编辑: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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